那些手握权力的人
总是幻想创造历史
王笛
当我们在谈到研究历史意义的时候，经常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，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。在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生涯中，也经常考虑这个问题，但是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，我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都不断地告诉我，历史是没有规律的，因此未来的进程也是不可预测的。历史没有规律，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。我想这也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，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原因。有时候我们说“历史科学”，显然是不严谨的，因为如果是科学的话，那么对一个问题的研究，方法是正确的和相同的，就必须得到同样的结论。也即是说，只有能够被反复证明的学说，才能成为科学。然而，对历史的研究则是不可能验证的，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活动，每一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事实也反复证明了，哪怕是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，根据同样的历史资料，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，但仍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。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历史，任何一个历史事件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，任何一个历史进程，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。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，也不会再重新呈现一遍，实际上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：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最近读卡尔·波普尔的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，发现了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，这促使我接着又读了他的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》，发现原来这些年我所思考和疑惑的问题，其实波普尔早就进行过系统的研究。波普尔的思想进一步帮助我梳理了关于历史没有规律、不可预测的观点。所谓的历史有规律、可以预测的说法，其实就是波普尔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。因为历史决定论，导致有些人认为，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，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。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“宏才大略”的人，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。他们可能不顾现实去实施某项所谓伟大的计划，盲目地臆想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。但是他们的追求，往往超出社会的现实，违反社会本身的演化逻辑，按照所谓自认为的“伟大思想”，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，而这种模式几乎都是没有验证过的。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，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。就是哈耶克在《通往奴役之路》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：“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，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。”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。这个英国哲学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，便深刻指出了，开放社会是个体为中心的法治社会，而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，是人治的社会，乌托邦的社会。他还让我们了解国家的真正的角色，它不应该是阶级压迫的工具，而要改善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人们的命运。真正的民主是权力的牵制和平衡，自由比平等更为重要。寻求所谓的历史规律，即相信历史既然是按照某条道路或者某条线索发展的，就会忽视了对具体情况的仔细分析。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，每一个抉择都应该分外小心，都必须按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，对现实的各种因素仔细考量之后，才能做出决策。但是如果信奉历史决定论，就会忽略甚至不顾当时的各种制约因素，而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历史选择的道路，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法。对波普尔来说，历史发展的轨道是完全可以改变的，所以是无法预言的。为了论证他自己的观点，波普尔总结了五个论题：2）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，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；4）必须摈弃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能性，没有一种科学可以作为预测历史的工具；5）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。何兆武先生曾发表《评波普〈历史主义的贫困〉》（《 社会科学战线》 2011年第4期，不同的书名翻译，实际上就是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》），总结出五条论纲的中心思想就是：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获得知识，然而知识的增长其本身却并无规律可循，所以预言就是不可能的。何先生评价波普尔的这个论证逻辑时指出，在这五条基本论纲中，第一条是常识，他认为“一般地似可以接受”。但是他认为第二条是站不住脚的，不同意人类知识的进步无法预言或预测。他认为由于第二条不成立，则第三、四、五条便失去了基础。我同意何兆武先生对波普尔的论证中心思想的概括，但是不同意他对波普尔的逻辑和结论的评论。我认为，科学发展到今天的一切事实，都证明了波普尔的第二条是正确的。科学的发展，先是有假说，然后得到论证，但是有非常多的假说最后得不到证明，或者证明是错误的。科学的发展，经常并不是逻辑的结果，而是一种机遇，一种偶然的发现，而且经常这种发现是意想之外的巧合，甚至是运气。那不是必然的结果。哪怕有很多科学研究的成果，是按照既定的研究路径得到的，但是同样也存在非常多的，在人预测和认识的范围之外。所以说，“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，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”的论断是成立的。这里，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结论。波普尔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论证他的观点，我想从历史本身的逻辑来阐发：历史之所以没有规律和不可预测，是因为任何历史都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，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影响，甚至一个非常偶然的小事情，就可能改变历史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美国2011年5月2日，猎杀本·拉登的那次特别行动中，如果任何一个操作的失误，如直升机的故障、飞行员的误差、一阵风、一声狗叫、一个突击队员脚上踢到一个什么东西发出了响动，或者是绊了一跤，等等无穷无尽的意想不到的因素，都可能影响到这次行动的成败。实际上一架黑鹰直升机便是因为气流扰动机尾，造成撞击院墙而被毁坏，只是奇迹般的没有人员因此受伤。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历史上，非常多的因为气候的影响，如下雨或下雪，或海上的风浪太大，或一念之差，或者早上睡过了头，或者拉肚子多上了一趟厕所……就可能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大事件的结局。这不是历史的悲观论，而是历史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。其实我在1980年代一次历史考察中，就发现过这样的事例。太平天国的首领石达开，率部于1862年5月14日早上到达大渡河时，对面没有清军，如果他当时渡河，是完全有时间的。然而因为他的小妾生了儿子，为了庆祝，决定当天不渡河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当晚大雨倾盆，次日河水暴涨，这就错过了最关键的渡河时机。后有追兵，而清军也已到了对岸，最后他被困在大渡河边一个叫紫打地的地方，以至于最后全军覆没，自己也被生擒，最终死于凌迟。波普尔认为，历史实际上就像一个有机体。“在生物学中，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，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 过去事件的制约。”而这个有机体，就像人的身体一样，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，“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”，“重复的经验”变成了新的经验，“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惯，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”。因此，对同一个有机体的重复实验，“不可能十分相似”，因此就不是“真正的重复”。哪怕环境条件没有变化，有机体中内部也出现了新因素或者新条件，“因为有机体从经验中”得到了学习。所以，“在社会历史中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的”。通过对历史的分析，我们“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，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”，理解其“原因和结果”，然而我们仍然“不能提出普遍规律”，因为我们所面临的“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”，它们“也许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，而不再出现”。按照波普尔的分析，当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、主体和客体之间，它们是“充分的而复杂的相互作用”。哪怕我们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的倾向，然而“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事件”，这就很可能“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”，并且这些反作用可能“严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”。波普尔指出，在极端的情况下，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事件。这个观点从中国所经历的“十年浩劫”的原因来看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。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认为，中国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，因此要防备，所以发动了“文革”。用波普尔的话来说，“如果没有预测该事件，也许它本来就根本不会发生”……所以历史决定论是有害的，因为信奉者会认为，既然是有规律的，就一定会向某个方向发展。因此他们会积极地参与“帮助产生新的社会时期”。因此在实践中，就难免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，而不顾实际的客观条件而莽撞行事。历史学家还醉心于写整体史（或者总体史），但是波普尔认为真正的“总体”是不存在的，他批评总体论（holism），指出要想“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，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”是不可能的，无所不包的历史是写不出来的，任何写出来的历史，都只是“总体”某方面的历史。他批评那种“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”的“模式”或者“规律”。波普尔在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中也阐述过这个问题，他指出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，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。他不同意“历史”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，所以“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‘历史’根本就不存在”。那么，大部分人是如何理解“历史”这个词的呢？波普尔认为，其实他们所指的是“政治权力的历史”。但是，政治权力的历史不过是历史的其中之一。政治权力被看成就是历史的全部，其实是“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”。所以历史决定论就是权力崇拜，而“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”。波普尔在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》中进一步指出，历史决定论者认为，科学预测必须以规律为根据，所以可以对社会变革进行预报，对此可以以历史规律为根据。但问题在于，我们不能认为对社会的认识，可以“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中始终有效”，其实哪怕对社会最准确的认识，也不过是“只适用于某种文化时期或历史时期”。“规律”是没有可能的，也是永远不存在的。正是因为整体史的观念根深蒂固，才造成了不少中西学者对所谓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批评。而这种整体史，后面有着一整套宏大叙事和政治议程。例如，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·多斯，批判了从法国年鉴学派以来的几乎所有的代表性历史学家，把他们的历史研究视为碎片化的历史学。多斯表达了非常明确的政治意念，认为“我们的现代社会缺乏计划”，因而陷入了一种危机。但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看来，正是计划把社会引向了奴役之路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法国出现了一个公众对历史关注的高潮，人们参加各种关于历史的讨论会，观看和收听关于历史的电视和广播。但是多斯对此非常不满，批评历史学界“抛弃了重大时刻，转而关注小人物的日常记忆”，对人们谈论村庄、妇女、移民和边缘人群等等也是很不以为然。他认为法国革命还没有结束，还要继续革命，“革命的火焰从未完全熄灭，所以才有人致力于把革命之火从历史上彻底平息。”也就是说，在他看来，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斗争，“一边是企图埋葬革命以维护自身特权的人；另一边是主张建设一个公正世界的人。”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“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结束”。当我想到所谓整体历史的时候，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：帝王或者英雄站在高高的山巅上，俯瞰整个大地，为自己马上要创造历史而心潮澎湃，豪情万丈。极目望去，在他的眼中，是乌泱泱的人海，芸芸众生，小如蝼蚁。对他来说，面对这样的人海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也不少，个体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；个体的命运，在这里是无关大局的；芸芸众生之间，是没有区别的，甚至看不清他们的面孔。他们变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“群体”“群众”或者“人民”这样的概念。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，也没有自己的历史，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未来。这些芸芸众生为了帝王或者英雄所谓的“宏大事业”死去，无声无息地化为了尘土。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，个体是整体完全可以忽视的东西，这就是整体史的本质。历史上，有许多手握生杀大权的人，相信他们是按照历史的规律行事，因此就可以达到预设的任何目的。因此在我看来，历史决定论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，实际上是一个现实的问题。我们过去经常说的“时代潮流，浩浩荡荡”，个人的命运就经常坠入了这个潮流之中，命运就交给了其他人来做决定。因此，波普尔认为，整体主义的方法“与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”。更可怕的是，整体主义者“还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改造”。这种思路难免导致权力决定一切，实现“全面控制的乌托邦梦想”，而这正是世界上所有灾难之源……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，最好放弃发现历史规律和写出整体历史的雄心壮志。历史是个体的，复杂的，丰富多彩的，也是变幻莫测的。我们要认真对待历史，但是不要人为地去幻想创造历史。（以上文章选自《历史的微声》王笛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，本号转载时有删节和少量技术性编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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